平新乔在《增值税减负有益于扩大内需》一文中提出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推广至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以降低税负，但由于受目前增值税管理机制和财政体制的约束，这一目标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第一，在目前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机制下，为了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的风险控制，税务机关通过“金税工程”等手段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申报、认证、抵扣等各个环节几乎实现了全方位的监管，因此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对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需要购置防伪税控系统设备，复杂的增值税申报表需要专业的财务核算人员等，这些条件往往是中小企业难以负担和满足的。

第二，现在增值税的征收链条是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实现的，购方的成本投入和销方的销售收入都可以由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申报认证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抵扣链条。而服务业企业的成本往往是人力资源等，这部分投入难以用发票加以控制核算，存在很大的征管风险。

第三，由于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风险管理有较高的要求，其日常业务管理往往就占用了税务机关较大程度的精力，因此扩大增值税征管范围对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也是相当大的挑战。如果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全部按一般纳税人管理的话，以目前税务机关的人力资源和硬件环境，要实现较高的风险控制水平，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第四，在目前的税制机构中，与增值税收入中央地方分成不同，服务业企业缴纳的营业税是属于地方税的范畴，其税收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如果服务业完全改征增值税的话，地方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一块，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对此会有较大的抵触。

但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税负较重的确是严峻的事实，降低其税负对于扩大就业、培育税基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将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也是增值税彻底转型的目标，如何实现降低企业税负与控制征管风险的统一、完善税制结构与改革财政体制与的统一是税制改革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 孙立平   

    本博客以前所发的文章均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未删节稿）。本贴则完全是一个讨
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
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
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
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
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
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
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
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
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
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
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
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
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
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
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
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
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
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
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
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
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
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
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
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
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
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
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
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
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
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
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
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
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
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
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
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
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
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
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
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
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
，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
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
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
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
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
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
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
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
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
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
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
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
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
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
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
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
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
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
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
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
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
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
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
。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
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
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
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
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
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
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
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
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
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
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
。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
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
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
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
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
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
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
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
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
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
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
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
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
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
，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
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
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
？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
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
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
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
，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
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
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
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
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
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
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
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
。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
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
，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
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
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
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三丁目的夕阳共有2部，电影发生在战后的日本，情节集中在一条叫三丁目的小街上，小街上有修车店、杂货铺、小酒吧，有脾气火爆的社长，有屡次投稿不中的文学家，有渴望大城市生活的乡下女孩。
      全电影是充满希望的，慢慢长高的东京铁塔，社长一家逐渐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反映战后的日本经济渐渐恢复，只是通过医生的醉酒回忆偶尔投射出战争的些许阴影。
     电影里还有很多温馨的细节，下雪的平安夜里背着大大的礼物包的圣诞老人，文学家送给酒店老板那隐形的求婚戒指。
      

2008年09月02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雄伟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绵延在阿拉巴马州巨大的平原上。在橡树山脚下，两条铁路交汇，将勃勃的生机带进了这个州最大的城市——伯明翰城。四季分明，景色优美的国家级山地公园，环绕在城市周边，带给伯明翰市民们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选择。
　　
　　不过，伯明翰人最近的幸福生活被打破了——县治就在本城的杰佛逊县政府(JEFFERSON COUNTY)，颇有些黑色幽默地宣布——杰佛逊县政府破产了。
　　
　　上个月，杰佛逊县政府宣布，由于本县公共基础建设开支浩大，而且多名官员卷入贪污传闻，造成县府财政上积弊深重，总计财政负债高达32亿美元。由于杰佛逊县府短期之内无法看到可以解决的希望，因此已经向阿拉巴马州州政府提交了破产申请。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财政制度上的一种安排。美国的城市及县级政府，其实是以各州政府为核心的政治管理体制下，高度自治的自我管理实体。虽然比较少见，但是他们确实可以宣布破产。”
　　
　　8月26日晚，伊利诺斯州州立学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系的Michael A. Pagano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次贷所带来的多种宏观经济问题，如果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将开始对美国城市和县一级的政府财政预算产生更进一步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说，次贷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进一步的深化。”Pagano教授说。
　　
　　缩水的收入
　　
　　在次贷带来的经济低迷面前，首先是不少的城市财政，出现了“收入”的问题。
　　
　　据Pagano教授介绍，大体上，州一级政府上的主要税收收益来自“三大税基”:“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而城市与县级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的大头，则是与房屋价格直接相关的“物业税”(PROPERTY TAX)。也就是说，大体上，城市政府与县级政府的主要税收，与本地房产价格紧密相关。
　　
　　“次贷对美国城市级经济体的最大影响，就是物业税大幅下降。“Pagano教授说。
　　
　　Pagano指出，次贷风波先是影响到区域内的房屋价格，然后逐渐波及到主要房屋贷款和金融机构，再通过金融机构和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与消费减缓、失业率上升，又会共同推动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回落。
　　
　　对于州政府来说，由于税基由比较稳定的“销售税”和“所得税”组成，对经济的景气度会比较敏感，对房地产市场并不十分依赖。但是对于城市级政府来说，房屋价格所带来的物业税下降，则会直接带来致命性打击。
　　
　　“当城市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时候，他们就会入不敷出。其实杰佛逊县为什么会破产。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又借债过多。他们支付不了财政支出，只能破产。当然破产在美国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以后也不会形成风潮。“Pagano教授说。
　　
　　“现在有些地方尽管经济情况不错，但是房价也出现下跌，同样对当地的城市财政情况影响很大。因为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由州来收取的，当地市政府只能收取物业税。这样他们的日子也同样难过。”Pagano教授说，“举个例子，如果你买了一套10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的物业税(分摊到产权拥有时间)是1万美元，如果房价跌了30%，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立刻就减少3000美元,更别说那些卖不掉的房产了。房产价格对城市税收的影响有多大，其实是很容易计算的。”长江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美国达顿商学院的教授李伟博士说。
　　消失的债市
　　
　　在收入萎缩的同时，美国城市级财政的另一大块资金基石，“市政债券”市场，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这根主要的城市财政融资“动脉”，一旦被掐断，美国城市经济体，很可能会出现实质上的“肌体坏死”。
　　
　　以宁静的伯明翰城举例来说，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典型美国城市的收入与来源情况。
　　
　　2008－2012财年的计划中，伯明翰城的主要财政开支项目有城市道路更新，学校、公园改善，公共设施维护，下水道维护等预算支出，总计3.9亿美元。而伯明翰城的财政收入项上，则有各种专项基金，如高速公路收入专项基金、汽车税基金等。但是在收入项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收入则是城市债券(CITY BONDS)，高达1.07亿美元。而这笔钱，并非是伯明翰城的自有收入，而是在公开资本市场发行的市政债券。简单计算，约占到伯明翰城市预算的25%略多一点。
　　
　　“在举债的权力上，联邦政府因为有联邦宪法的授权，所以举债空间非常大。也就是美国的长期联邦债券。但是州这一级政府，因为相互之间独立运作，所以州一级的举债空间比较小。在州之下的城市和县级政府，则被广泛的赋予了发债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美国特色的设计。”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博士说。
　　
　　在这种制度下，高度自治的美国的城市和县府，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据2008年最新数据。美国城市和县级政府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已经高达2.6万亿美元。这个体量，约相当于13亿中国人在2006年全年生产GDP总值，可见规模之庞大。
　　
　　“这个债券市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国债市场，政府担保机构债券以及企业债市场，位于第四。”李伟教授说。
　　
　　系统性因素
　　
　　但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因于次贷，而是与美国的行政体制有关,因而也可能具有系统性风险。
　　
　　据2008年维基百科的数据，在美国共计有30000个城市级行政区域，以及3141个县级行政区域。
　　
　　“美国联邦、州和城市这三种政府之间的财政安排，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同样是自由经济体的英国和法国，也都没有如此复杂的制度设计。” Pagano教授说。
　　
　　据Pagano教授介绍，100多年来，在美国式政治管理体制的逐步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当复杂，同时又“高度自治“的一套三级政府财政体系。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以州为最大政治单元，而不是联邦政府。各州均有自己设立的州宪法，不尽相同。在州之下，是以城市和县为单元的管理体系。因为各州宪法赋予的权力不同，差异度也非常大。又因为美国城市和县级政府主要是“自我管理”模式，所以决策自由度也相当大。对于城市经济的研究者来说，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模式。
　　
　　“与其说美国的城市政府是一个政府，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一个公司在运营。实际上也有很多确实是依法设定的‘城市公司’。”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首席顾问谢国忠，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这样说。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管理”的城市管理委员会们，首先要考虑城市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问题。在“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部分，传统上一直有一个庞大的“市政债券”(MUNI BOND)市场可供城市级和县级政府融资。
　　
　　但是在次贷风波引发的经济低迷情况下，美国的市长们惊讶地发现，这一切，都正在发生变化。这个经济寒冬，可能非常难以度过。
　　
　　而次贷危机发生前，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对于30000位市长，3141个美国县长来说，市政债券的这个庞大市场，带给他们的是很多的便利。更像一个强大的城市财政“输血管道”。但凡地方上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如造桥、修路、建地铁网络等诸多市政建设，甚至还有土地开发等等，只要市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或者是固定收费项目做担保，而且得到州的批准，立刻就可以到这个证券市场上去发行“债券”。美国高达56万亿美元的家庭净资产，充分分散化的投资需求，也给这个2.6万亿的市场带来勃勃的生机。
　　
　　但是，在次贷危机下，这个市场，现在正面临极大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债券的整个市场，都因为次贷的连锁反应，在一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债券担保公司。”长江商学院的李伟博士称。
　　
　　李伟指出，之前如MBID, FGIC等债券保险公司，通过自己的声誉进行担保，将CDO等垃圾级债券，提高到AAA等级。通过这种方式，次级贷款中的一次衍生产品，才可以达到很多金融机构的风险等级。
　　
　　但是这样的做法，现在危害到整个庞大的债市，其中也包括美国城市级政府的“输血管道”——市政债券市场。
　　
　　“这些保险公司自己的评级最近被MOODY’S等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到BBB等级。所以市政债券这种被担保的债券的主评级，也立刻被下调到BBB等级。”李伟博士说。
　　
　　“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城市政府很可能会无法在资本市场上继续举债。这将是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想想看，如果城市无法进行建设，整个美国的经济会有多糟糕。”李伟博士说。
　　
　　“而且这是一个向下的循环，因为市政债券的主评级下调到BBB，以往购入这些债券的美国金融机构，立刻要用最新的市值和风险水平来重估这笔资产。所以市政债券的向下评级，又会带来新一轮美国银行业的减记潮，也会对资产市场产生新的冲击。所以这种影响将会是多重和相互的。”
　　
　　“如果连城市都无法进行基础建设的话，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会有非常大的冲击的。”Pagano教授说。
　　
　　“但是一般来说，城市财政会有一定的储备，财政收入与房价下降会有18月的滞后期。也许他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做好过冬的准备。”Pagano教授说。

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美国《世界日报》8月21日载文《走出百年悲情才是北京
奥运圆满的句号》，摘要如下：

　　百米跨栏王刘翔的退赛，虽然伤了13亿中国人的心，但幷无法阻挡中国向奥运金
牌第一迈进的步伐。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也竟然掀起了新一波中国
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超级大国的全球大讨论。从最新的权威民意调查的结果来
看，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半数以上的民众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其中也
包括中国人自己。显然，北京奥运会已经达成了“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给世界
一个惊喜”的预定目标。

　　近两万名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轰炸性报导，成了北京的免费广告，中国以前所未有
的广度和深度，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无论是风景还是美食，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进入全球民众的视野，中国借着奥运会走向世界，而世界也借
着奥运会走向中国，接轨已经完成。

 
　　当中国人点算北京奥运会奖牌数，尤其是金牌总数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
态？是为中国在奥运会上的全面崛起感到自豪，还是为中国能在体育上击败西方世界
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如果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以胜败论英雄，以奖牌论英雄
，那就有些问题。请问，中国这次在北京奥运会创造的夺金纪录，是否能在四年后的
伦敦夏季奥运会上重演，乃至超越？从大体上说，中国稳定进入世界奥运奖牌总数前
三名的事实，将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中国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平发展，中国能
否像美国一样，创造全球最长时间的领先优势，则还是未定之数。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奖牌纪录，只是证明中国作为奥运会主
办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中，达成了辛苦准备的目标。北京奥运会成功的最大
意义应该是，中国人从心底深处走出百年来遭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悲情，不再
以过去的历史伤痛作为藉口，来抵制外部的合理批评，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而是通
过自己的深度反省，找出中国特色和世界普世价值良性共存的平衡点。

　　什么叫走出百年悲情？

　　当西方世界质疑中国是否全面贯彻宪法的时候，不再疑神疑鬼地揣测他们是否要
颠覆中国，而是认真看一下，中国在人权自由等方面，是否真的有践踏宪法原则的事
情存在？当世界在西藏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也不再立刻反弹这是帝国主义企图
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的暴露，而是检讨一下，与达赖的对话是否胜过对西藏的高压政
策，更能使藏人人心向归？当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不重视环保的时候，不再大力回击说
这是西方遏制中国发展权力的阴谋，而是回头想一下，牺牲环保的发展，最终是否还
是得不偿失？当法国总统可能有些不适当言论的时候，不再联想成是“八国联军”的
历史回光返照，从而奋起抵制法国货，拒绝去巴黎旅游，而是微微一笑，提醒他讲话
有点自相矛盾，下次做秀更逻辑一些；当日本跟中国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不再老是
拿出“南京大屠杀”来堵住别人的嘴巴，而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当中国与世界发生一些不协调的时候，不再一味地强调，中国被西方
世界欺负了一百多年，他们的批评，统统没有道德的基础，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这不是向西方屈服，因为谦卑的强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应该让中国有更多的自信，更广的宽容，更大的格局。事实
证明，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下，世界不能也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骂不倒中国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共识来围堵中国，扼杀中国。只要中国做好了，做得堂堂正正，
做得符合世界公认的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的金牌就是货真价实的金牌，就是全球认
同的金牌，中国的大国地位，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会如
此成功的状态下，仍然走不出百年的悲情，那么，中国要成为世界新的超级大国，还
是一句空话。

      这是一个以文明和法治自许的时代，政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证据支撑。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一切结论都不值得信任...
      有一种力量，如果不能给它正常释放的通道，则它就必然趟出一条带血的路来。

        这是FT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文中提到：“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的中国，30多年前，是一个比当今伊朗还要孤立的国家。1978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两三个国家之一。中国从“文革”开始以来越来越激进的国内政策，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带入绝境，几乎是到处为敌。”是的，那时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拉到了敌人的名单里，这种全球孤立的状况，对中国来说负担太沉重了。三十年前邓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输出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的模式，扭转到尽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这是开放政策底下的最重要的观念架构。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稍有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建议或意见，就会被激进派攻击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还能在网上或者媒体的言辞间，看到这种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恐怖主义的言辞遗风——拒绝理性的对话，全是民粹主义的声讨。当我们不断说“抵制日货”、“抵制法货”、“抵制高丽棒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样最后被抵制的只会是我们自己呢？
       文中一句话说的很好，“怎样总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没有对理性和常识的回归，就没有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巨大收获，如今我们也唯有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前进！

Ps：文中提到的文章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9066&pos=RIGHT_HLB&pa1=0&pa2=0&loc=HOMEPAGE

      马英九以深绿的赖幸媛担任“陆委会”主委，引起泛蓝阵营的轩然大波，不过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小马哥的政治智商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任命可以让马英九当全民的“总统”有了着落之处，扩大自己内阁的政治光谱，标榜自己不仅仅是700万人的“总统”；
       其次，以这种方式报答暗地支持自己的阿辉伯，赖是台联的人，而且她常为弱势群体代言，是台联转型为岛内左翼政党的行动者；
       再次，正如萧万长在博鳌论坛后所说的那样，两岸“冰融的太快，就成了洪灾”，连战、江丙坤等纷纷前往大陆，迫不及待的要打开西进的大门，而正宗的“总统”马英九却无处着力，任由下去就将会引起泛绿板块的反弹，而赖就是一个闸门。任命一个深绿的陆委会主委，一方面，把赖这个“政治孤鸟”放在这个位置上，无疑是将两岸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赖的手“漂白”马的两岸政治主张，减少两岸和解政策的阻力，从更高的战略层面化解两岸的冰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