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互联网内外的戾气在上升。

本来，网上的“左”与“右”、激进与温和、“国家利益”与“底层立场”之争，在各执一词中，恰恰彰显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比，有更大的宽容度，更多的思想活力。这样的分歧，在历史上常见。改革初年，经过长期的封闭，一部分年轻人得风气之先，追逐新奇生活方式，被另一些人视为“奇装异服”、“靡靡之音”，而痛心疾首。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假手公权力，出现了单位剪女青年披肩发、剪男青年喇叭裤、没收婚恋性知识书刊的举措。不是进行思想的交流碰撞，平等的批评与反批评，而是煽动民粹的狂热，呼唤公权的强制。而当时，作为打压对象的青年人毫无招架之力，恰恰是党内外一大批老人挺身而出，巴金等几乎整整一代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耆宿发声，要求尊重青年人的正当权益，制止公权的越界行为。

鉴于历史的教训，近来网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令人不安。比如，对意见对手的不满和不屑，发展为“人肉搜索”，甚至公布其电话号码或上门“教训”；人格贬低、人身攻击，还要线下“约架”，或者发出“死亡威胁”，或者@警方微博要求制裁对方。

在这里，正常的信息交流、意见讨论，曝光和辟谣，证明和证伪，支持和反对，都被泛政治化了。例如，把主张普遍价值和激进改革的人称为“西奴”，大致还在学术文化批评的范畴内；但如果他们并无间谍等违法犯罪行为，斥之为“汉奸”、“带路党”，就有“全民得而诛之”的味道了。同样，把批评自己的意见一概斥为“脑残”或“五毛”，可能属于另一种独断和不包容。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舆论一律”和“唯我独革”的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乃至审美偏好，这不仅是正常的，还是十分健康的现象。如何让这种“多元”实现共生共荣、自由竞争，有三个关节点：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公平化，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公共空间”不只醉心于揭露和批判，更重在促进现行社会管理制度的修复和完善，乃至必要的重建；面对社会负面现象，疗治敏感而容易受伤的民意，修复、提振网民情绪和社会心态，涵养社会改良的信念和耐心。

三个关节点需要综合治理，而第一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网络病”是“社会病”的折射。在现实社会中，疏通利益博弈和权利救济的通衢大道，政府责无旁贷。因政府对“社会不公”的不作为，被曝光后又习惯性地遮遮掩掩，导致官民沟通的“情绪赤字”，更要大力弥补。今年备受关注的《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对躁动的民意给予了深切的体谅：“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执政者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只要公权不是逃避失职，而是致力于解决公平正义的“有形”问题，无论“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无论是强化政府责任还是扩大社会参与，都应该给予掌声。同时，希望这个能担当、有作为的公权自身接受监督和制衡，尊重法治和程序。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那些微博粉丝几十万、数百万，博客访问数几千万、上亿的“公共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互联网搭建的“公共空间”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各种意见主张不妨让实践去检验，交民意去选择，待历史去淘洗。对于全国4.85亿网民来说，需要凛然遵守的底线，就是爱护互联网这个信息自由流动的“意见共同体”，就像现实生活中，宪法和法律框架是维系13亿中国人民“利益共同体”的底线。

所谓“意见共同体”，就是无关“左”“右”，不论激进或温和，超越魏阙与江湖，概括承认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各方进行网络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平等性。网络舆论场需要不同价值取向的意见“制衡”和“对冲”，需要在帖文的动态更新和网友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实现信息的“自净”。为此，不妨像维护自己的表达权一样，维护对方说话的权利，不试图垄断话语权，不能在对方没有答辩权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媒体裁决；就事论事，尽量避免给对方贴意识形态标签、做道德审判，更不能企图借助公权剥夺其话语权；利益诉求的实现“次优化”，尊重和包容对手的利益，有时“让步就是进步”。

在这个“意见共同体”内，无论争辩多么激烈，无论己方有多强的社会正义感、道德纯洁感和智商优越感，始终诚心诚意打算与对方立于同一个屋檐下，认真努力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分歧。网上的每一个体、每一阶层，都要警惕和反思为什么彼此经常成为“互质数”，警惕和反思那个远去30多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维”在灵魂深处留下的遗毒。

在网上戾气抬头的时候，公权力的明智和谨守分际特别重要。同样值得欣慰的是，民间人士如经济学家吴敬琏，也频频呼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社会转型，用平和的态度践行政治参与，避免社会被各种极端势力所裹挟和撕裂。

今年民间社会依托于互联网的两个“微公益”行动，都获得了政府积极回应。网民的“随手拍拯救乞讨儿童”，助力公安部的打拐工作，帮助多少失子家庭重聚；邓飞等500位媒体人发起的“免费午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做了先期探索，民间“游击队”迎来了“国家队”。这是民间“自组织”力量与政府携手解决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问题的成功尝试，而民间社会的努力，离不开体制的杠杆作用、“临门一脚”。

当下网上的包容度下降，提示现实社会的对抗性加剧。值此历史关头，“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把关人”有一份责任，为燥热的互联网和中国社会“加湿”“降温”，让理性中道的声音成为主流民意，让有序政治参与和体制渐进改良成为全民共识，毕竟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全民之福。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很多威权政体下的国家纷纷通过激烈或缓和的转轨实现了宪政体制的建立，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掩盖之下，其中有两个地区的转型不那么引人关注，但其和平转型的过程却值得我们仔细剖解，并引以为鉴，它们就是台湾和西班牙。

二者都和平实现了原来威权政体向民主宪政政体的和平过渡，此间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没有民族地区的分崩离析，实现了最小成本的民主化。下面我们就对二者转型过程加以比较，从中找寻共同之处，并对如何实现宪政体制的和平确立加以借鉴。

 

一、台湾与西班牙转型的共同之处

1、顺利和平转型，并实现此后的政权交接

    台湾在内战之后一直处于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之下，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前有“二二八事件”，后有“美丽岛事件”，这个期间无数的台湾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但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军事戒严，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1996年实现第一次全民大选，反对党于2000年实现了上台执政，并且经历了2次顺利的政权交接，证明中华文化与普世的民主制度并无冲突。

相比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来说，西班牙往往疏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现在已经融入欧盟的西班牙，实在让人难以想起其威权统治转型至今不过40余年。此前的近50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弗朗哥的独裁高压统治之下，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但就在弗朗哥去世后的短短2年之内，西班牙就确立了民主选举之上的宪政体制，左右派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宪政机制顺畅运转至今，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

 

2、自上而下的主动推动

比较台湾与西班牙的转型，二者均为自上而下推动，都是体制内的领导人主动放松政治控制，并直接主导了民主化发生的过程。

台湾非常明显，蒋经国在1986年仍是国民党的政治强人，身兼国家领袖和国民党党主席的要职，国民党也仍然拥有对军事力量和地方势力的绝对掌控，但面对党外运动的风起云涌，在民进党违法组建的时候，还是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民主进步党遂宣布成立。之后通过逐步放开“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名额的方式，容许民进党在内的其他党派进入体制内。虽然蒋经国突然逝世，未能进一步推动直接选举制度的建立，但在选举基础上的多党竞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1996年台湾第一次全民大选，虽然面对各路人马的竞争，国民党还是轻易取得了胜利，继续执政。

而西班牙在国王卡洛斯二世和首相苏亚雷兹领导下，通过“切香肠”式的政党合法化，绕开好和化解了体制内保守力量的反对。作为体制内出身的年轻首相苏亚雷兹，虽然明白改革是必由之路，但可以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而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苏亚雷兹排除了保守势力最为反对的共产党立即合法化的可能性，取得了将军们支持的承诺。此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放开自由组织工会，再通过《政治改革法》，确立民主选举下的多党制。通过与共产党的谈判，获得共产党承认君主制、放弃暴力革命的答复后，宣布共产党合法化，将其最大的反对党--共产党也纳入宪政机制中，最终达成了各方认可的新宪法，确立了民主体制。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

 

3、体制内改革力量与体制外反对力量良性互动

在体制内领导者推动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与体制内要求改革的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原因。

在台湾，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 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此时，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党外力量则以实际行动帮助了李登辉的改革派势力。80年代末，“野百合运动”开始，在美丽岛世代的律师们引导下，走向广场的学运风起云涌。李登辉主动出面，与学生直面喊话，与民进党谈判，劝退了学生。向国民党内大佬们展示了“定海神针”和谈判高手的作用，显示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借此打击保守派势力，因此在体制内实力不断上升。后来正是李登辉主导了全民直选制度的建立。反对派的街头运动与党内改革派默契互动，逐渐化解了保守派的反对力量，使得改革派得以能够主导民主进程。

西班牙也同样如此，最明显的是苏亚雷兹与共产党的互动。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间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的一个小团体依然信奉暴力革命，在公投前后绑架了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四个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令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而共产党的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党的领导人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面对迫害和杀戮的克制的新形象，打消了民众中对共产党的敌意，也使得苏亚雷兹更有理由说服保守派将领们同意共产党的合法化。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二、和平转型的借鉴与思考

1、执政党必须主动开始转型

虽然台湾和西班牙自上而下的转型都是因为执政者面对压力的应对举措，但其开启民主化进程的主动性都要高于被动应付的程度，而正是这种主动性，决定了执政党在其后的宪政体制下的生命力。

执政党主动实施改革转型，是保证和平过渡的主要条件。因为执政党拥有旧体制下的强制力量，其可以选择强力压制反对势力。这样一来，社会最终会被要求改革的张力所撕裂，和平过渡就难以企望。而执政者主动改革，一方面可以将转轨引导到有序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弱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正是苏亚雷兹和李登辉这样各自体制内上升的佼佼者，既能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执政党主动转型延续了其政治生命力。执政党主导民主转型，为自身添加了合法性。威权政体无论是依靠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发展成绩，最终都会因为其内部腐坏和民众觉醒而丧失合法性，如同苏联共产党一样被推下历史舞台。而执政党放开政权、放弃威权统治，在宪政制度建立后，引导改革的声誉和维持国家稳定的作用基本上保证了其能继续执政，而民主选举的过程为其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合法性。西班牙的民主联合会和台湾的国民党，都在第一次民主大选中获胜，并能在政权交替后实现再次执政，避免了解体的历史结局。

 

2、组织良好的反对力量，是民主和平转型的有利条件

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

台湾的民进党和西班牙的共产党，都是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力量，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政治改革就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保证了其宪政机制的成功确立。

 

3、提倡理性妥协，抵制极端势力干扰

在转轨过程中，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反对力量，都必须坚持理性谈判和妥协的原则，不能被各自的极端势力扰乱转轨进程。

对于执政党来说，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保守势力必然会阻挠转轨进程，如果不能对保守势力的干扰进行有效控制，那么和平转轨进程必被打断。如苏联共产党保守势力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其发起的政变不仅没有维护共产党的继续领导，反而将戈尔巴乔夫推出了民主化的主导地位，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从此主导了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剧烈变革。而台湾和西班牙的改革力量，通过渐进和谈判，主动放弃权力，抵制住了保守力量的阻击，赢得了社会和反对力量对其主导民主进程的认可。

对于反对派来说，如何学会理性妥协，也是实现和平转轨的重要条件。在反对派的形成过程中，理性的力量最难以坚持。因为其建立通常是要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环境，其存在往往也是要通过街头抗议甚至暴力行动来体现，极端思想往往会在体制压力下淘汰温和力量。但在形成组织化的反对力量之后，继续坚持极端行为会激化体制保守力量的反弹，削弱改革力量的发言权，恶化民众对其的观感，只有保持理性克制，学会妥协，才能和改革力量一起推动民主进程。

 

 

 

参考文献：

1、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

2、沙梨熊，野百合的春天－－-宝岛风雨六十年

3、李凡，台湾民主发展之我见

         美联储在11月3日宣布再次启动购买6000亿美元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750亿，即量化再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II），这将意味着将有6000亿美元流向银行系统和经济中。这次量化再宽松的目的是刺激美国内需，通过投放大量货币降低利率水平，降低居民债务负担和刺激房屋市场。但由于美国目前通胀预期不高，过量的流动性难以撬动居民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因此大量流动性将流往美国以外，一个是新兴经济体，一个是大宗产品市场。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过量的美元将带来两种效果。一是推高其本币，使其相对于美元升值，从而刺激美国外需，推动美国出口增长，这也肯定是美联储放水的目的之一。另一个效果是这些美元将以热钱的形式涌往新兴经济体，催生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泡沫。
对于大宗产品市场来说也是一样，在美元贬值以及美国低利率导致息差效应投资的联合作用下，大宗产品市场的价格将会攀升。正如05年时一样，由于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计价，美元疲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提升，同时美元贬值对于非美元区也意味着大宗商品更为便宜，需求因此上升。
   QE I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QE II的双重效果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一方面中国如果维持盯住美元汇率的话，相对于美国的高利率和新兴市场的投资前景都将吸引大量美元流入，为维持人民币汇率，央行将不得不将相应的人民币投入市场，从而进一步增加国内的流动性。在前期为刺激经济而放松银根导致过度流动性影响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再次往银行系统内注入人民币无疑会导致流动性更加泛滥；其次全球大宗产品市场价格上扬将会引起输入性通胀，属于大宗产品市场的原油、铁矿乃至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将推高国内工业产品成本，为高通胀的来临再加上了一个砝码。
从国内资金的流向来看，一般性竞争的实体产业受成本和市场压力影响，对热钱的吸引力不高，同时还有大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仍未对国内资本开放，因此热钱和由此带来的过量流动性将会投往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中，房市受政策强力打压，热钱近期内将不会流入，不过商业性地产和高端地产仍会吸引资金进入。另外一个渠道就是股市，近期股指已经反弹至3000点附近，可以预期的是，过多的资金将会进一步推升股指直至产生新的泡沫。
因此，在QE II的影响下，国内的全面通胀和资产市场泡沫来临的可能性非常大，可以说，高通胀时代正在来临。
   中国经济当局的应对手段有限
       面对量化再宽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中国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要挡住海外的热钱，首先可以采取资本管制的手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泰国，已经筑高了资本管制的堤坝，连以往坚决支持资本项目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祭出了资本管制的大旗，建议一些成员国加强管制降低宏观风险。
       但单纯的资本管制无法挡住以经常项目名义流入的资金，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还是会引起人民币的超发，这时候提高利率将成为管理层的选择项。同时提升利率水平和采取紧缩银行存根的行政性指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但在美国维持0-0.5%的基准利率下，加息将会增加资金因息差效应而流入的风险。
       同样，人民币升值也可以纳入对策范围内，虽然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负面影响，但升值之后可以避免为维持汇率而人为投放过量货币，同时也能缓解大宗产品市场泡沫导致输入性通胀的危险。并且从理论上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本就不能兼得。在目前资本管制和盯住美元的安排下，为防止高利率导致的利差效应，提高利率一直是管理层不能轻易动用的手段，独立的货币政策形同口号。通过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之后实现人民币的区域浮动，可以实现短期的流动性紧缩，当然这也存在升值预期吸引更多资本流入的风险。
   只有采取结构性的改革才从根本上消除QE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的危险
       如果把过量的流动性看做是洪水，那么采取资本管制只能算是简单的“堵”，而提高利率和放开汇率也只是杠杆手段，作用相当于拓宽河道，降低洪水的流速以减轻其对经济安全大堤的威胁，本身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分流的方式来“疏”，而“疏导”的手段就是放宽资本的投资渠道。
大量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本来就是国内经济的沉疴，在量化再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其危害性将更加明显。
        虽然经济体系中富余资本很多，但并不代表中国的资本量很高，资本错配是导致中国人均资本低却存在大量富余资本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人均资本额仅为3673美元，远低于美国10.06万美元的水平。在国内产业分布中，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资本容量基本已经饱和，如国内的一般商业和出口企业都是属于这一领域，在这些产业内多年积聚的剩余资金急需找到新的投资方向。一般而言，这些资金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汇集，这也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但国内的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都被国有资本占据垄断地位，对民营资本并不放开，从冶金、石化到机械制造，从铁路、电信到军工、航天，大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国企长期居于垄断地位，虽然新旧三十六条都提出向民营资本开放，但从未见到实效。
        大量富余的民营资本无法被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吸聚，导致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主要是民营资本，无法通过产业升级实现资本增值，只能继续投入这些领域，导致这些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大大上升，导致这些产业过度竞争，利润率不断摊薄。这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过低的利润率无法保证企业存活面，大量中小企业只能是维持生存，整个产业难以实现整合，产业附加价值得不到实现。这在出口行业中尤为明显，所谓“一亿件衬衫只能换一架波音飞机”也就这样产生了。其次，过低的利润率使人力成本被压低。为了保持利润率，企业只能以尽可能以压低工资来应对，居民收入水平因此难以提高。
        二是富余的民营资本涌往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如农产品市场，导致市场泡沫产生。资本从其本性来说就是逐利的，既然实业领域难有作为，那么其必然会向资本领域进军。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些年的炒房团到近期的大蒜、苹果等农产品涨价，都能看见富余资金寻找出路的影子。所以要应对房价、农产品等价格过热，单纯的打压手段都是缘木求鱼，解决多余资金出路才是根本手段。
        三是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所谓的民营资本正是通过居民的财富积累实现的，同时民营资本的壮大也为居民财富积累提供来源。但民营资本投资受限，一方面低工资压制了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民营资本能够拥有足够的投资渠道实现升值，那么居民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和股权转让市场来分享这些实体产业资本的收益，从而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在民营资本本身也要向资本市场要收益的情况下，居民财产性收入难以真正实现，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中的获取收益也会因投机资本推生的资产泡沫而获损。
        因此，放开对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将经济中多余的资金引导进实体产业内，是防止流动性泛滥推动高通胀的根本措施。 只有放开民营资本投资渠道，通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资本投入吸收多余的货币，一方面调整后资本配置结构能扩大经济对流动性的容量，使多余的货币能够弥补中国人均资本额较低的缺口，提高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为民营资本提供投资升值渠道，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提供空间，摆脱经济过分依靠出口部门的局面，提高钢铁煤炭冶金等国企垄断领域内的竞争程度，降低因垄断导致的经济运行高成本，同时引入资本也能为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动力。调整后的资本配置结构将会提高资本收益率，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会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真正向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变，这也是从抵御外来经济风险的根本之道。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
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
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
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
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
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

       适当的贫富差距也许是增加社会活力的有效方式，但差距过大且资本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贫富差距间的张力最终会撕裂整个社会。
       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往往背着“原罪”，但这种原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寻找到了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漏洞，所谓的罪只是针对政府而言，多数民众对此类的富人往往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要看到，仇富现象是在新世纪以后逐渐出现的，一方面是对富人们为富不仁的行为，如多处发生的宝马撞人事件，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新一代富人往往是借助与权力的结合而致富的，这种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不仅垄断了社会资源，更是垄断了人们致富的机会。因此，所谓的仇富，仇的是与权力媾结在一起的资本，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在正常的社会里，对资本和权力有着有形和无形的约束。有形的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约束力，一方面通过选票约束权力，一方面通过法律约束资本。而无形的约束存在于媒体和宗教，在向西欧这样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内心的道德律对人们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美国这种宗教传统不强的社会中，发达而自律的媒体是不可或缺的约束力量，正是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扒粪运动，媒体们向公权力和资本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虽然与资本和权力合流同污的现象难免产生，但媒体基于宪法的言论自由和独立客观的从业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成为调整社会扭曲的重要力量。在保证约束的同时，正常社会还存在着韧性。对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离心力，还有如工会、慈善机构、公民团体等介于政府和民众间的第三种力量，弱势群体面对强势权力和资本的压迫时，还可以从这些团体中得到帮助或缓解，在竞争机制健全的社会中，弱势群体还有着向上流动机会，这些韧性机制都保证着社会不会因贫富差距的矛盾而刚性断裂。
      而在中国，历史上就缺乏宗教传统，原来传统社会中存在的是儒家、佛教和宗族思想对人们的内心产生着一定的道德约束力。但随着五四运动以来打倒旧文化的社会革命，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原存的思想约束荡然无存，所以说中国人现在是大无畏的。而纵观中国媒体的发展，其力量的大小与中央政府集权势力是呈反比的关系，中国媒体最为活跃和有力的时刻，往往是地方政权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时期。等中央政府集权确立后，媒体就成了喉舌，丧失了对权力的监督力量，而没有连续独立传统的支撑，随着资本的拉拢，媒体更逐渐丧失风骨，成为其代言人。中国社会更加缺乏中间社会组织的传统，工会只是象征性的机构，不但不能维护受雇者的权利，还成为了资本的帮佣和掮客。所以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资本和权力将加大对社会资源的掠夺，而弱势群体也无从寻找中间的社会组织来获得帮助。
       在此基础上，资本往往会源于贪婪本性不断的扩张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而失去约束的权力也通过资本获取自己的好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权贵资本毒瘤的产生。权贵资本的出现不但会占据现有资源，也会扼杀不与权力结合的资本的出现，使社会失去活力。也就是说，不但会拉大现有的贫富差距，更使穷人完全丧失未来的希望。到时候，连“十亿总下流”也只是奢望，社会中一边是陷入绝望的大众，一边是在悬崖边狂欢的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们吹灭了大众的希望之灯，但没想到这也同时加快了埋葬自己黑暗的到临。

       从西方历史看，税收来自于宗教，教会利用《圣经》中有农牧产品1/10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鼓吹征收什一税，要求信徒要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之后随着王权强大，税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收入来源。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民众与政府的合约。民众缴纳税收以换取政府对个人财产和社会秩序的保护，防止社会陷入“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状态，特别是在英国“大宪章”之后，国王与贵族约定，任何征税行为都必须通过议会的批准，从法律的角度确立了政府与民众的契约。美国的建国更是滥觞于英王未通过议会批准对新大陆征税，在建国后税收成为确立政府范围的根本依据，州与联邦政府在自己征税权的基础上明确事权。
       反观中国历史，税收与西方起源完全不同，由于中国中央集权政体建立的时间大大早于西方，既没有教权，也没有形成能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央政权有完全的话语权。税收是皇帝代天牧民所收取的，民众也从潜意识里树立了“交皇粮”的概念。遍观中国历史，民众单纯因为税收问题而暴动推翻政权的少之又少，可以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惊人的忍耐力，横征暴敛虽然会激起民怨，但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或民族因素的叠加，征税不会是导致政权变动的直接因素。所以，税收在中国不是与政府职能相联系的概念，而是与法统相关的，简单的说就是谁有政权，谁就有征税的权力。至于税收用于哪里，是当权者的权力范围。进入现代以来，虽然民众税收观念有所进步，但要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传统沉淀，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别的不说，就是在学界，确立公共财政的观念也是要克服重重阻力，更不用说是普通的民众。
       中国今天的税收制度，更多的是为中央政府服务，特别是94年的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谈判拿到了税收收入的大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固，也是延续了历史传统。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无法完全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脱钩是中国财政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目前房价等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为未来发展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如果从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入手，也许是建立中国现代财政制度甚至是代议制度的突破口。 给予地方征收部分税种的征税权，同时给予民众对本地政府相关税种收入用途的问责权。税种收入最低可以下放到县级，如物业税、遗产税等。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容易了解本地物业的情况，减少征税成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民众开放县级财政支出用途，代议制成本也相对较低，对整体政治制度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而且可以培养民众税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观念。同时改革政府层级，取消市一级的征税权，省作为地方政府的最高一级，可以将个人所得税等属地化税种作为收入来源（有人也说个人所得税应该属于中央收入，但考虑地方政府竞争的因素，可以将个人所得税下放地方，以此带动人才的省际流动）。中央政府继续保留流转税等主体税种，同时可以规定地方上解部分收入作为专门的转移支付基金，一方面调剂省际收入不均，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持政权统一。在保证地方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地方的职责范围，特别是将财政支出向民众透明，逐渐从基层政权以代议制的方式建立税收问责制度。
       虽然不可能马上建立税收与选票的联系，但从民众身边最贴近的事物出发，可以逐渐培养民众的政治权利观。正如胡适所说的：“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然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领。””

眨眼十年已过
青春只剩下光影里的片段
拼不回完整的形状
想来，我的青春应该已经这样过去了

美好年月 唯有旧时光
记得当时，总是幻想一条长长的林荫道
秋日的阳光透过树枝在地上洒出斑斑的影子
微起的秋风轻轻卷住落叶
随着那落叶舞动的是我的目光
应该是牵着一个温婉的手
青青涩涩的两个人 沐在暖暖的光影中
携手并肩 漫漫前行

青春应该还伴着或浓或淡的忧伤
在春日如丝的雨中
挥不去心头突然涌起的一抹哀愁
尽管少年欢笑 尽管与伴同游
或许 或许心中更多的是少年爱恋
为那个欢笑容颜

茵茵坪上
还是想与一个人依偎着
只看对方眼底里的 我
管他白云苍狗

是啊，青春里的爱恋是那么的多
总觉得那个人会在冬夜里点一盏温暖的灯
橘黄色的灯光透过窗
洒在屋前的雪地上
让夜归的我能远远看到家的方向
或者 我们踏雪同游
地上深深浅浅的两行

“政府网站被屏蔽”，就像人咬狗，小偷被强盗打劫，城管被警察揍了一顿，确实是一个新闻，更像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笑话，如开头所说的小学生造句。我们笑来笑去，笑到了文字狱那一段，终于笑出了悲怆的眼泪。
……

  ■孙冰
来源：文汇报
    
      那些植入我们生活的音乐不是你狂热迷醉、深深刻印在你心上从来不需要想起也从来不会忘记的那些。它们很多时候就是街面上的流行乐，是你忙碌生活的背景，和风声、雨声、马路上的嘈杂声、邻居家的吵闹声混杂一道，构成巨大的尘世生活的喧嚣，它们断断续续，飘然入耳，有时甚至可能就是听了那么一耳朵，你无须刻意寻找，你甚至可能听到的也就是被反复唱到的著名的某几句。可同时你也无从选择，因为流行生活的特点，它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重复出现，成为那一段生活的固定不变的背景音乐；而当流行变化，它们也会随着街面流行生活的季节更替。
    
       这些音乐的意义和那些你爱过、唱过的音乐不同，它们存在于你生活时你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当时间过去，它们也如所有逝去的事物一样泯然湮没，仿佛不存在一样。可是一旦在某个时间情景中，它们被偶然触到，就好像施了魔法一样，那些湮没的东西就会像戏剧一样在回忆中重演。它们的意义就像那个要寻找失去的时间的普鲁斯特说的：“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一经过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件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民间传说中的灵魂托生那样。生命的每一刻都囿于某一物质对象，只要这一对象没被我们发现，它就会永远寄寓其中。我们是通过这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一时刻的；它也只有等到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之时，方能从这个物质对象中脱颖而出。”
    
    在回忆过去生活情景时,它们起到的奇妙作用，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提到的玛德莱纳的小点心的作用，它们一下子唤醒了沉睡的记忆，唤回了那一段日子的感情、人事、一闪而过的思绪，唤回了当时生活的声音、光影、色彩、气味，甚至那时的温度与风力。过去生活的场景的回忆因为有了这些声音的记忆，不再如褪色的梦境、离去的背影那般模糊与怅然，而变得可感、可触、可亲、可近，活色生香，仿佛旧日重现。
    
    大学时学校广播站的DJ大概是张学友狂热的发烧友，有一阵子每天早、午、晚定点狂轰滥炸式地播放他的歌曲。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多年以后，听到《每天爱你多一些》，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该起床了！同时在脑子里反应出的是一幅冬天早上在宿舍上铺睡眼朦胧中看到的上海灰蒙蒙的天。而我当年的另一个同学每次听到《月半湾》里那段回环往复好几次的“总是忘不了她深情款款/为她编织密密的情网/千缕万缕的情丝/割也割不断”，特别是萦绕不去的最后一句“割也割不断”，她可怜的胃似乎就回荡起20年前的中午学校食堂里红肠方腿的淡薄味和带着硬皮的米饭味，低下头似乎就看到中央食堂前熙熙攘攘的人手中拎着的红色热水瓶。因为常常在冬夜从图书馆自修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一路窗口飘出千百惠“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多年以后这首歌让我回想起来的不是那间咖啡屋，而是在宿舍大门口昏暗灯光的氤氲中小馄饨摊子蒸腾的热气。
    
    令人好笑而惊奇的是，因为是背景，是衬色，当年就没有正面面对过，我不知道这些歌曲的名字，也没完整地听过这些歌，因而也不会在自己通常的回忆里给它留一席之地。所以经过了多少年，当它以正式面目与我打照面时，真会有和故人“对面相逢不相识”的感觉呢。老友20年后相聚，有个当年的流行音乐达人在KTV里以“回忆我们的青春”为名，说出歌名要求点这些歌,结果被我一口拒绝，理由是：“不是我的青春，我没听过！”可是，当著名的唱段出现，我一下子恍然，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吗？也是我的青春啊！所以再有我说不知道的曲名出现时，他们就面含微笑，对我循循善诱：“听过，你肯定听过，广播里没听过，宿舍水房里我们唱、对面男生宿舍唱的，你也听过！”结果，我不仅听过，在著名的唱段我甚至和上了旋律，加入了合唱。
    
    好可怜，20年后，我才终于知道了自己青春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