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美国《世界日报》8月21日载文《走出百年悲情才是北京
奥运圆满的句号》，摘要如下：

　　百米跨栏王刘翔的退赛，虽然伤了13亿中国人的心，但幷无法阻挡中国向奥运金
牌第一迈进的步伐。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也竟然掀起了新一波中国
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超级大国的全球大讨论。从最新的权威民意调查的结果来
看，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半数以上的民众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其中也
包括中国人自己。显然，北京奥运会已经达成了“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给世界
一个惊喜”的预定目标。

　　近两万名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轰炸性报导，成了北京的免费广告，中国以前所未有
的广度和深度，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无论是风景还是美食，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进入全球民众的视野，中国借着奥运会走向世界，而世界也借
着奥运会走向中国，接轨已经完成。

 
　　当中国人点算北京奥运会奖牌数，尤其是金牌总数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
态？是为中国在奥运会上的全面崛起感到自豪，还是为中国能在体育上击败西方世界
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如果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以胜败论英雄，以奖牌论英雄
，那就有些问题。请问，中国这次在北京奥运会创造的夺金纪录，是否能在四年后的
伦敦夏季奥运会上重演，乃至超越？从大体上说，中国稳定进入世界奥运奖牌总数前
三名的事实，将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中国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平发展，中国能
否像美国一样，创造全球最长时间的领先优势，则还是未定之数。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奖牌纪录，只是证明中国作为奥运会主
办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中，达成了辛苦准备的目标。北京奥运会成功的最大
意义应该是，中国人从心底深处走出百年来遭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悲情，不再
以过去的历史伤痛作为藉口，来抵制外部的合理批评，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而是通
过自己的深度反省，找出中国特色和世界普世价值良性共存的平衡点。

　　什么叫走出百年悲情？

　　当西方世界质疑中国是否全面贯彻宪法的时候，不再疑神疑鬼地揣测他们是否要
颠覆中国，而是认真看一下，中国在人权自由等方面，是否真的有践踏宪法原则的事
情存在？当世界在西藏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也不再立刻反弹这是帝国主义企图
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的暴露，而是检讨一下，与达赖的对话是否胜过对西藏的高压政
策，更能使藏人人心向归？当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不重视环保的时候，不再大力回击说
这是西方遏制中国发展权力的阴谋，而是回头想一下，牺牲环保的发展，最终是否还
是得不偿失？当法国总统可能有些不适当言论的时候，不再联想成是“八国联军”的
历史回光返照，从而奋起抵制法国货，拒绝去巴黎旅游，而是微微一笑，提醒他讲话
有点自相矛盾，下次做秀更逻辑一些；当日本跟中国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不再老是
拿出“南京大屠杀”来堵住别人的嘴巴，而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当中国与世界发生一些不协调的时候，不再一味地强调，中国被西方
世界欺负了一百多年，他们的批评，统统没有道德的基础，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这不是向西方屈服，因为谦卑的强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应该让中国有更多的自信，更广的宽容，更大的格局。事实
证明，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下，世界不能也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骂不倒中国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共识来围堵中国，扼杀中国。只要中国做好了，做得堂堂正正，
做得符合世界公认的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的金牌就是货真价实的金牌，就是全球认
同的金牌，中国的大国地位，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会如
此成功的状态下，仍然走不出百年的悲情，那么，中国要成为世界新的超级大国，还
是一句空话。

      这是一个以文明和法治自许的时代，政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证据支撑。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一切结论都不值得信任...
      有一种力量，如果不能给它正常释放的通道，则它就必然趟出一条带血的路来。

        这是FT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文中提到：“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的中国，30多年前，是一个比当今伊朗还要孤立的国家。1978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两三个国家之一。中国从“文革”开始以来越来越激进的国内政策，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带入绝境，几乎是到处为敌。”是的，那时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拉到了敌人的名单里，这种全球孤立的状况，对中国来说负担太沉重了。三十年前邓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输出激进的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的模式，扭转到尽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这是开放政策底下的最重要的观念架构。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稍有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建议或意见，就会被激进派攻击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还能在网上或者媒体的言辞间，看到这种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恐怖主义的言辞遗风——拒绝理性的对话，全是民粹主义的声讨。当我们不断说“抵制日货”、“抵制法货”、“抵制高丽棒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样最后被抵制的只会是我们自己呢？
       文中一句话说的很好，“怎样总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没有对理性和常识的回归，就没有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巨大收获，如今我们也唯有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前进！

Ps：文中提到的文章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9066&pos=RIGHT_HLB&pa1=0&pa2=0&loc=HOMEPAGE

      马英九以深绿的赖幸媛担任“陆委会”主委，引起泛蓝阵营的轩然大波，不过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小马哥的政治智商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这个任命可以让马英九当全民的“总统”有了着落之处，扩大自己内阁的政治光谱，标榜自己不仅仅是700万人的“总统”；
       其次，以这种方式报答暗地支持自己的阿辉伯，赖是台联的人，而且她常为弱势群体代言，是台联转型为岛内左翼政党的行动者；
       再次，正如萧万长在博鳌论坛后所说的那样，两岸“冰融的太快，就成了洪灾”，连战、江丙坤等纷纷前往大陆，迫不及待的要打开西进的大门，而正宗的“总统”马英九却无处着力，任由下去就将会引起泛绿板块的反弹，而赖就是一个闸门。任命一个深绿的陆委会主委，一方面，把赖这个“政治孤鸟”放在这个位置上，无疑是将两岸政策的主导权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赖的手“漂白”马的两岸政治主张，减少两岸和解政策的阻力，从更高的战略层面化解两岸的冰冻。
      

       吾国谈论“德先生”已久，想当年不知道哪位达人翻译为民主，译法足够简练，但却精确性不足，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可以给与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解释为民享民治民有，也可说成人民当家做主。虽然都可说通，但却让从没接触这一概念的国人难以了解，因为先要知道什么叫享、什么叫治、什么叫人民。愚以为，有一个现成的短语可以精确的翻译出来，而且国人也早熟习，那就是“存异求同”。
       所谓“存异”，是承认现实个体存在的利益差别，“求同”，是为大同，不过不是天下大同，而是大部分个体的相同利益。此译法的精髓还在于指出了从异之上找到同的方法，即是以大部分人的利益为同的衡量标准。想在彼邦，存异的过程虽然激烈，但因为有求同的目的存在，社会就不会被撕裂，而且数字化的求同即一人一票让每个异都有自己发言的空间和机会。社会中或曰自由多一点，或曰福利多一点，都可以自由表达，自由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但衡量采纳什么意见就要看他们谁得到的支持多了。
      同时，这里的人是自然属性的人类，而不是人民。何为人民，经典政治教材就指出，人民是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人民是被事先赋予的，谁有这个赋予权，谁就可以“党同伐异”，异为之不存，大同更是缘木求鱼了。
      求同是建立在存异之上的，社会的异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大同也是变化的，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能代表大同，自然也就没有永远正确的利益代言者。在社会利益变幻之际，如何确保稳定的求同机制是一国政治体制的应有之义，一成不变僵化的体制只会积累矛盾，最后归于历史的尘埃。君不见，这世上纷纷扰扰的多种政治思潮最后都还是归于一处，虽然历史没有结束，但毕竟是走向收敛的结果，无论是用民族的语言还是外来的词汇，都不会改变这一潮流。
    

　之前，王庆说过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在成熟的市场，两者差别非常大，关注的内容几乎完全不一样。因为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理论问题、更深层次的政策问题。而市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跟市场、跟投资直接有关的经济变量。
　　
　　但在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很感兴趣，经常对市场的变化发表意见和建议；而市场经济学家对理论上、结构性的问题也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里面反映了中国还是在转轨的过程中，所以理论、政策、市场之间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
　　
　　我觉得一个根本区别是，市场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政府会做什么，学院派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而我们市场中有些经济学家太多的精力花在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而不帮投资者判断政府会做什么。
　　
　　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学家的失职，要摆正自己的角色，不要总给政府出谋划策，给政府出谋划策的人多的是。所以，在我的研究报告中很少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投资者政府会做什么。”
　　
　　这番话似乎有所指。王庆接替谢国忠担当摩根士丹利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后，这个大嗓门的人很快成为媒体的新宠。但他从不以惊人之语制造头条。
　　
　　谢国忠离职后，我没有和他保持联系。因为他逐渐成为一个媒体股评家，和谢百三越来越像，而离“独立经济学家”的角色越来越远。
　　
　　尽管邹恒甫存在很多性格和境界上的缺陷，但这个爱吹牛的人却有过硬的称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成果。所以，他可以高傲地说，张维迎是经济新闻工作者，茅于轼和吴敬琏是经济分析者。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两种类型的过度紧缩
　　王庆/文 《中国经济评论·产权市场》
　　
　　由于实现高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在政策目标上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不会容忍增长急剧下滑，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在中国外部需求前景和国内政策定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用一年中的四个季节来形容2008 年可能出现的情形：秋季代表“输入型软着陆”，夏季代表“过热”，春季代表“政策引导型软着陆”，而冬季则代表“彻底的硬着陆”。
　　
　　我们设想的基本情形是——输入型软着陆。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GDP 增长将从2007 年的11.5%降低到2008 年的10%，CPI 涨幅将从4.5%降低到4.0%。
　　
　　2008 年的增长驱动力会略有调整：相对减弱的出口将被持续强劲的国内需求抵消。因此，随着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增长，经常性项目顺差（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降低，尽管两者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2008 年的“输入型软着陆”中，决策部门实行激进紧缩措施的意图不太可能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具体地讲，外部需求下降和随之产生的降温作用，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个喘息期，不必急于采用生硬的政策手段来实行激进的紧缩政策措施。
　　
　　因此，2008 年在政策执行上会继续采用摸索前行的方式。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不会”——不会实行运动式的行政性紧缩；不会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一次性的大幅调整；不会大幅度加息。第一季度或上半年的政策定位仍然是从紧，今年剩下的时间则会转为中性或放宽，这取决于美国经济滑向衰退的速度，以及随之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简言之，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将集中在上半年出台。
　　
　　在我们设想的输入型软着陆的基本情形下，中国经济在适应疲弱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也许能够实现以其他方式所难以实现的、人们所希望的再平衡（即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如果这样，将预示着中国经济中期的持续而强劲的增长。
　　
　　2008 年信贷紧缩已成定局。
　　
　　政府一系列紧缩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行政性信贷紧缩。据报道，当局已设定了13%-14%的银行贷款增长的指示性指标，并确定了国家控股的各大银行2008 年四个季度的贷款增长指标的指导原则：第一季度占年度配额的35%，第二季度30%，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10%。如果坚持实行信贷紧缩，再加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比如，从严审批投资项目），可能会导致实际经济运行大大减速。
　　
　　越来越多的客户对2008 年过度紧缩的风险表示担忧。投资者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并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中国政府还要采取上述紧缩措施，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双重打击。
　　
　　的确，如果出口增长从2007 年的26%急剧下降到2008 年的16%，又同时实行信贷紧缩，投资和工业生产有可能大幅下滑。
　　
　　虽然对过度紧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很小。
　　
　　本质上，这是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过度紧缩：决策部门低估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实现高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在政治上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不会容忍增长急剧下滑，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政府不会轻视任何外部需求降低的迹象，而且随时准备改变紧缩政策的做法。
　　
　　因政策局限而造成过度紧缩的风险，需要注意另一种类型的过度紧缩：如果美国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中国的外部需求也没有较大的下滑，而且，中国政府在2008 年仍然不愿意让人民币汇率更快的升值，为经济降温所需的紧缩措施将不得不更加严厉，从而使国内生产出现较大的衰退。
　　
　　严厉的紧缩措施会有助于缓解总体需求，从而减轻通胀压力，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会有效地减轻通胀压力，使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转向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与把汇率作为紧缩政策的重要内容相比，在人民币没有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要实现减轻通胀压力的目标，紧缩措施肯定会更加严厉。
　　
　　因政策局限而过度紧缩的意外后果是，：内部失衡（即高通胀）有所缓解但外部失衡（即过大的贸易顺差）会进一步恶化。
　　
　　目前政策的特点是，以行政手段抑制银行贷款和投资，这有助于修正内部失衡。然而，这些紧缩措施也会加剧外部失衡：从紧的银行信贷和投资控制措施将降低国内需求，进而影响进口，结果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没有较大减速的情况下， 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如果持续过大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积累会更多，并随之产生流动性。如果紧缩政策能抑制目前的通胀，从而降低对未来CPI 上涨的预期，那么，即使流动性过剩，整体CPI 上涨也可能保持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持续过剩的流动性可能会以资产价格上涨的方式显现出来，只要投资者的信心没有被紧缩措施彻底摧毁。同时，中国的投资者可能会更加关注境外的投资机会。

　调控基调发生重大转变？
[ 2008-02-13 ]

王庆：在一季度或上半年，政策姿态仍然偏紧，而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内转向中性或宽松

　　【背景】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9日下午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说：“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充分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意见时表示，“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常议论，说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 温家宝说，为什么说它困难？这种困难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国际形势、经济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国内经济发展还有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
　　1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北地区东部，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持续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天气。灾害造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9个省级单位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湘、鄂、黔、桂、赣、皖六省（区）受灾最为严重。根据官方数字，到2月2日为止，雪灾造成的直接损失估计为54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0.22%。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传递出决策层政策基调发生重大转变的信号：从仅仅一个月前强调经济过热的风险，转而强调不利外部环境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
　　因此，他建议，为可能的政策转向作好准备。显然，政府已高度关注外部需求大幅下滑的风险，关注这场瘫痪了半个中国的严重雪灾带来的巨大损失，因而，很可能减小宏观控制的力度。这一转向可能在第二季从放松对信贷和投资项目的行政性控制开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两轮全球经济衰退的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资本支出有助于抵销出口疲软压力，防止GDP增幅急剧下滑。考虑到前不久美联储75个基点的降息，我们重申，将央行在上半年调息两次的预测变为全年不上调。
　　与来自最高领导人的表态相呼应，央行于2月1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信贷力度，支持当前的救灾行动。在他看来，最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是2008年政策转松调整的开端。
　　他强调，即便通胀在近期内出乎意料地加重，进一步采取威胁GDP增长10％的紧缩措施的机率也并不高。
　　他补充说，由于灾害性天气还将持续，雪灾带来的损失还会增加。
　　王庆预计，在一季度或上半年，政策姿态仍然偏紧，而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内转向中性或宽松。到4月中旬，一季度经济数据将陆续统计出来，政府可借此重估国内外形势，此前，政府不大可能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如果出口增长率出现显著下降，比如说，自2002年三季度以来首次低于20％，决策层便会出台实质性政策措施加以应对。他建议，密切关注外部形势的发展和关键领导人的表述，以判定真正转向的时机。为了通年与通胀斗争，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是政府倚重的两大政策工具。
　　将于3月5日至15日举行的新一届全国人代会为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澄清政策意向的机会。■
　

 《Bloomberg Markets》杂志7月份那期有 关于CDO，次级债，次级债销售人员，评级机构如何“助纣为虐”的一系列报道。 系列的名字叫"toxic debt". 对次级债危机的起因有很详细的说明。 建议关注这方面问题的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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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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